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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江南的視野解讀徽州

2019年06月17日 05:47來源:未知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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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徽州

 徽州本屬江南,從古代行政區劃來講,徽州與蘇州都屬于一個大江南。在上古九州傳說中,蘇州與徽州同屬于揚州之域。春秋的時候,吳于蘇州一帶立國,徽州就屬于吳國。此后,徽州與蘇州的統屬偶有分合。宋朝時同屬江南道,元朝同歸江南行省,明朝同屬南直隸,清初同隸江南省,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江蘇、上海、安徽三省市,到乾隆二十五年,正式劃分為兩個省:一個江蘇省,一個安徽省。江南的核心區域在環太湖平原地區,徽州則是江南邊緣的山區。

 徽州是一個移民社會,原居民山越逐漸與北方來的移民相融合,形成今天的徽州人。據語言學者對徽語的田野考察,北方移民多由吳地或經由吳地沿新安江進入徽州(曹志耘:《語言學視野下的新安文化論綱》,載《95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又據《新安名族志》載,兩漢之際已有北方士族遷入徽州。此后中原士族遷徽時間集中在三個階段,即兩晉、唐末五代及兩宋之際。北方士族南遷,先是在江南平原落下腳來,當兵燹席卷江南時,他們又就近舉族遷入徽州,給徽州帶來中原和江南的文化,中原的宗族制度也在徽州積淀下來。徽州是個宗族社會,多山環境為宗族群體的“千年不散”,提供了牢固的自然屏障;同時,生存環境的狹小,生存競爭的激烈,使宗族組織成為爭奪生存空間的工具,也強化了“千年之族不散”之勢。徽州宗族競爭是一場文化的競爭。文化可以贏得科舉,使宗族進階為望族,從而在爭奪生存空間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然而文化的興盛卻需要物質基礎,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儒學根底才能生生不息地萌發出科舉花蕾。多山少田、資源貧乏的徽州,最為便捷的致富手段無過于經商。由此,宗族、科舉與經商便形成了一條“共生鏈”。其中宗族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人們從商的出發點,也是其歸結點。宗族還是族人從文、經商的組織者。仕宦與富商源源不斷地向宗族注入活力,并從宗族勢力中獲取能源。三者缺一不可,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系統。這便是徽州文化昌盛發達,徽商所向披靡的內在動力。

 徽州人的生計離不開江南。許承堯《歙事閑譚》云:“余郡處萬山中,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給,遠自江廣數千里,近自蘇松常鎮數百里而至”,“以故江南米價,徽獨高”(《歙事閑譚》第6冊《明季縣中運米情形》)。最早的徽商,便是經營糧食,他們將徽州本土的竹木茶漆經由新安江、閶江、青弋江運往各地,換取糧食。所以,徽州人感嘆:“嗟夫!吾邑之不能不賈者,時也,勢也,亦情也。”

 徽州有著悠久的經商歷史,南宋建都臨安,徽商得到了一個大發展的契機。徽商經營的項目以鹽、典、茶、木為主,遍及百業。明代萬歷年間鹽政改革,實行綱鹽制,徽商就近壟斷兩淮與兩浙鹽場,依托官府,財富迅速增長,逐漸成為中國最為強大的商幫。

 徽人外出經商,在城鎮市集落腳后,其族人隨之而來,其鄉黨也隨之而來。徽籍著名學者胡適就強調要注意徽人舉族經商建立地方市場壟斷的關系。他說:“縣志應該注意邑人移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可但見小績溪,而不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局面。”(《績溪縣志館第一次報告書·胡適之先生致胡編纂函》)。胡適提出的“大績溪”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績溪人舉族移徙經商,在一些城鎮市集建立起壟斷,這些地方就成了小績溪外的“大績溪”。推而言之,則小徽州外有“大徽州”。大徽州有兩個層面,其外圍層次遍布全國乃至海外。萬歷《休寧縣志·輿地志·風俗》指出:“(徽商)藉懷輕資遍游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足跡幾半禹內。”核心層次則是“無徽不成鎮”的江南了。江南是徽商就近活動的主要區域,若無那“大徽州”,“小徽州”早已不成局面。

徽州的江南

 江南核心地帶的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也離不開徽商的經濟活動。江南中心城市蘇州,閶門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蘇州最繁華的商業區,也是徽商的天下。在兩浙鹽場的杭州,萬歷府志稱當地風水最好的南北二山,“實城郭之護龍百萬居民墳墓之所在也”。隨著徽商勢力的強大,他們在這塊風水寶地“冒籍占產,巧生盜心。或毀人之護沙,或斷人之來脈,至于涉訟,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勝斯已”。以致杭州“無卜吉之地矣”。至于揚州,《五石脂》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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